“腕儿”这个词儿，不是京腔，也不知出于何典，但今天己经广泛使用、而且堂皇地见诸报章。从使用的意义来看，所谓“腕儿”，大致是指演艺界那些有实力的人物，最著名的则加一“大”字，称为“大腕儿”，这有点像过去戏曲界称为“角儿”和“红角儿”那样。
“大腕”应该具备什么条件，不太明确，好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大多是报界一些人封的或圈儿里哥儿们捧的。若真以知名度来论，今天的新大腕我不大知道，以前的老大腕（那时还没有这个名号），却还略知一二。
30多年前，上海复旦大学有一个学生业余话剧团。学生们当然是很认真的，但再认真也不过是个学生业余剧团。不料这个剧团竟于1963年春节，在上海艺术剧场公演了大型话剧《红岩》。大年初一、初二、初三连演三个早场，场场“爆满”，于是又转到四川路桥北的邮电俱乐部续演了十来场。这个学生剧团能够有这样的成绩，是同当时上海话剧界的“大腕儿”分不开的。为这个剧团上表演、台词、形体、节奏课程的，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沈扬、高重实、岳勋烈等人；为这个剧团排过戏的有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杨村彬、凌王官如、罗毅之、虞留德和上海戏剧学院的朱端钧、徐企平等人。有一次，剧团为了训练演员，分三个剧组排演同一出话剧——《活捉罗根元》。为这三个剧组执导的竟是上海人艺的杨、凌、虞三大导演。而上海戏剧学院的朱端钧院长也亲自为他们导演过多幕话剧《大浪淘沙》。上海人艺和上海戏剧学院都在市区的西南角，复旦大学却在上海的东北郊，要斜穿整个上海。他们每次都在业余时间自己掏饯乘公交车去，而沈扬先生那时已双目失明，是由人搀扶着去的。连车钱都要自己掏，上课、排戏自然都是义务的了。
杨村彬先生是《红岩》的导演。第一场公演，他在后台压阵。开幕时有几声狗叫，配效果的同学一时紧张没放出录音，杨先生在后台急得轻声连喊“狗叫，狗叫”。催促无效，他就自己学起了狗叫，弥补了效果的缺憾。
前面提到的那些表导演艺术家，在当年都是“腕儿”，而且当称“大腕儿”，在全国都是叫得响的。他们对一个业余学生剧团的关心、帮助，全然是出于对青年、对话剧事业的热爱与关注，是毫无利己之心的。这是他们做人的诚恳处。他们把做人的态度施于做戏，所以他们的戏剧事业也有大成就。
我不知道今天的“大腕”还肯不肯自掏车资去为一个学生剧团排戏，也不知道他们肯不肯在幕后为这些学生的演出学狗叫。因为我近来听到了许多他们在赈灾义演中索要出场费、在演出的紧要当口抬高要价或临时罢演拆台等稀奇古怪的行为。我觉得今天的“大腕”——不是全部——是在以做戏的态度做人。他们的戏或许做得还好，但做人，我就不敢恭维了。永厚画他们在方家池塘里钻来钻去。这池塘大约是外圆内方的那一种。
